增强汇率弹性 促进外部均衡 支持经济转型

2012年07月16日 10:09 来源:国家发改委 作者:光明日报 转载

   人民币汇率改革历程回顾

　　近期，中央银行在下调利率的同时，放宽了利率浮动区间，这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又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汇率及资本项下开放等问题的讨论。在日前召开的“2012陆家嘴论坛”上，有专家也表示，将对利率、汇率改革和资本项下开放进行协调推进，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两条腿走路”，成熟一项开放一项。同为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利率改革不断推进，汇率改革将如何前行，带着这个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

　　记者：1994年，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价格正式并轨，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2005年，我国再次改革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七年过去，重启汇率改革的政策目标，比如增强汇率弹性、追求内外部经济的均衡增长等等，是否已经达到？

　　巴曙松：重启汇率改革以来，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强。一方面，七年来人民币汇率总体呈升值趋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累计升值约25%，名义有效汇率累计升值约20%，实际有效汇率累计升值约30%，汇率浮动区间逐步扩大。与此同时，外汇管制和各种外汇审批的进一步减少，也明显增加了人民币汇率的弹性。

　　汇率调节通过国内相关变量的双向调整，最终促进了我国经济内外部平衡的实现。到2011年末，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比重降至2.8%，已低于2010年G20（20国集团）对经常账户余额控制在GDP4%以内的建议。如果把经常项目平衡作为判断汇率均衡的尺度，人民币汇率在近几年已接近均衡点了。理论上，经常项目顺差在根本上是要素价格、资源禀赋、产业分工、储蓄—投资结构的综合和内在反映，但汇率在调节经常项目平衡中仍发挥着积极作用：汇率变量直接调节贸易商品的比价，并对国内非贸易商品产生间接影响，进而促进国内投资结构、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

　　汇率改革的进程也推动着中国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步伐。随着外汇市场的发展，市场主体自主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逐渐不断提高，企业对浮动汇率的承受能力逐渐增强。汇率作为贸易部门和非贸易部门之间的相对价格，或者说是在内需和外需之间平衡的一个政策工具，推动了整个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

　　记者：根据改革的要求，汇率改革乃至汇率工具的使用要在坚持主动性、可控性和渐进性的基础上向前推进，在当前我国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您认为宏观调控应特别关注哪些方面，才有利于上述“三性”原则的实现？

　　巴曙松：首先，完善汇率形成机制要与扩张内需的政策相协调。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想在一个比较平稳的宏观经济环境下进行，必须要有内需的扩张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从日本、德国、新加坡、韩国等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来看，仅单一使用汇率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而不同时采取配套措施，难以起到显著的作用。中国长期实行的外需拉动政策必然形成对内需部门、非贸易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的抑制，因此，汇率改革中同步推动从外需带动转向内需带动的增长方式的转换至关重要，否则，汇率调整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效用就会被减弱。

　　其次，汇率工具要与其他货币政策工具和相关宏观政策协调配合。人民币汇率弹性和波动幅度稳步加大，以及经常账户逐渐趋于平衡区间，由此形成的被动基础货币投放将减少，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会因此提高，可以更主动地根据国内经济走向对利率进行调整和引导，外汇市场和货币市场的互动将更趋紧密。

　　记者：2005年以来，国际经济和金融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美国从经济高涨走向次贷危机，欧洲从平稳增长走向欧债危机，中国也历经了奥运会、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等一系列事件，经济发展目前又处在转型期……虽然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动剧烈，但人民币有效汇率总体趋势是平稳小幅升值，这是否体现了有管理的汇率形成机制的优势？如果是这样，有管理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为危机冲击下的全球经济提供了怎样的支撑？

　　巴曙松：汇率的市场化灵活波动，有助于一个经济体在受到外部冲击时及时恢复平衡，消化冲击。当前希腊所遇到的危机，就与希腊为加入欧元区而失去了汇率政策工具不无关系。但是，对汇率进行适时适当的管理也很有必要。在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期间，基于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定环境，人民币主动收窄了波动区间，实际有效汇率先升后跌，总体平稳。汇率政策的这种阶段性调整既避免了加剧出口企业的困难，也有利于稳定国内资产的价格。此外，由于人民币主动收窄对美元的波动区间，客观上形成了对美元的支持。金融危机严重时期，许多国家的货币对美元大幅贬值，相对稳定的人民币无疑改善了这些国家的贸易条件，为他们的经济企稳作出了贡献。

　　记者：无论人民币是升是贬，总有一些观点以欠理性和公允的态度批评人民币，就人民币对美元的走势来看，汇改以来的事实究竟如何？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的过程中，人民币汇率改革会发挥怎样的作用？

　　巴曙松：早在2005年，美国一些专家就提出，人民币应当升值15%就可以解决中美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实际上，从2005年到2008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21%，中国贸易顺差不降反升，对美贸易顺差年均增长20.8%。2009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却下降34.2%。2010年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幅降低，部分季度还出现了逆差，但与此同时，美国的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

　　因此，理论和实践都证明，人民币升值不可能解决中美以及全球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也不可能解决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失业问题。全球贸易不平衡实际上是国际产业分工调整和各国内部结构失衡的综合反映，汇率的解释力度相对较弱。要实现全球经济从失衡到再平衡，离不开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同努力、协调配合，不能单纯的强调通过人民币升值来调节全球贸易的不平衡。

　　需要强调的是，关于当前中国国际收支趋于均衡区间，其原因究竟是周期性的变化，还是结构性的变化，理论界目前还有争论。有的研究认为是中国大规模应对金融危机、加大投资和扩张内需推动的周期性回复，全球经济结构调整并没有取得明显进展，危机过后可能又会回到失衡状态。有的研究则认为是汇率调整和经济结构调整共同推动的结果。不过两种看法都认为，当前中国的国际收支之所以达到均衡状态，稳步推进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在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记者：中国在全球和区域金融安排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清迈协议多边化到东亚储备库建设，从双边货币互换到人民币跨境使用，都显示出人民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作用有所上升，人民币能否成为一种重要的国际货币？其前景和困难何在？

　　巴曙松：从当前的国际环境来看，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面临难得的时间窗口，有几个较强的驱动力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并使得主要经济体在推动人民币的跨境使用方面形成了利益的交集。一是国际金融危机带来了主要储备货币大幅波动，倒逼市场寻求新的货币品种，需要一个经济发展相对稳定的甚至有走强趋势的国家的货币，人民币表现出明显的避险作用；二是新兴经济体的政治经济地位快速上升，这是形成新的世界货币格局的现实推动力之一；三是此次全球金融危机暴露出单一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为新的货币进入国际领域提供了空间。几方面的因素共同推动了对人民币的强劲市场需求。总体看，中国目前推动人民币跨境使用的政策，基调还是以顺应市场需求为主的。

　　但这个时间窗口是阶段性的，一旦欧美等主要经济体从危机中恢复，人民币推动跨境使用的难度势必加大。此外，围绕人民币跨境使用的一揽子配套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还远不完善，人民币回流渠道不够畅通、境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有限等一系列问题尚待解决。还有，香港人民币离岸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从市场广度来看，香港市场现有的人民币金融产品种类不够丰富，客观上制约了人民币市场参与者的数量；从市场深度来看，香港市场的人民币存量有限，且增速容易受到国际金融市场波动的影响。综合来看，人民币的跨境使用还处于十分初级的阶段。

　　记者：目前，从外部来看，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全球金融仍然动荡不已，境外人民币存量增长放缓，对人民币汇率预期逐步分化；从内部来看，中国经济步入转型期，增长和通胀目标有所调整。在此背景下，如何进一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汇改与利率市场化等改革如何相互协调？

　　巴曙松：在动荡的国际经济环境下，首先应保持灵活波动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这有助于吸收外部冲击，也为中国实施独立的货币政策赢得更大空间。同时，应相应推进人民币在资本项目的可兑换，促进外汇市场的发展。在保持人民币汇率总体平稳的前提下，当外部经济环境明显恶化时，不排除人民币汇率根据贸易和国际收支状况出现阶段性贬值的可能性。

　　从国际经验看，利率市场化既是金融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需要，也是金融机构和监管当局在利率管制弊端面前的主动选择。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一方面，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利率市场化提出了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中国基本具备了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基础条件。理论上讲，利率市场化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具有市场化运作的基准利率，二是多样化的利率品种，三是利率体系能够作为一个重要的宏观政策调控工具。从这几个角度来说，市场化的利率对汇率的形成必然会形成有力的支持。